一、引言：數字化轉型與組織韌性的悖論
背景：全球疫情與技術革命疊加，企業面臨“數字化生存”與“不確定性沖擊”的雙重挑戰。
問題：為何部分企業能在危機中快速適應（如亞馬遜、字節跳動），而另一些則陷入剛性陷阱？
研究目的：從動態能力理論切入，解析組織韌性在數字化語境下的新內涵與構建路徑。
二、文獻綜述與理論缺口
數字化轉型的階段性特征
技術擴散曲線（Gartner hype cycle）與組織學習周期的錯位。
數據驅動決策 vs. 傳統經驗決策的沖突。
組織韌性的理論爭議
靜態防御觀（冗余資源儲備） vs. 動態適應觀（能力迭代）。
現有研究對“數字技術如何重塑韌性”的機制解釋不足。
動態能力理論的局限性
Teece（1997）經典模型未充分納入數字技術的顛覆性影響（如AI對資源配置的重構）。
三、理論框架：動態能力的數字化重構
提出“DARLE”模型（Digital Agility-Responsiveness-Learning Ecosystem）：
感知層：數字技術賦能的環境掃描（如實時數據分析、區塊鏈溯源）。
響應層：資源柔性配置（云平臺、模塊化架構）與戰略敏捷性（OKR、場景規劃）。
學習層：知識管理系統的迭代升級（從經驗積累到算法驅動）。
理論創新點：
將數字技術視為動態能力的“催化劑”，而非外生變量。
引入“數字認知慣性”概念，解釋傳統企業轉型失敗的深層原因。
四、案例驗證：華為與柯達的對比分析
成功案例：華為“備胎計劃”如何通過技術預研與生態布局實現韌性躍遷。
失敗案例：柯達膠卷業務的數字技術誤判與組織剛性固化。
關鍵發現：動態能力需與“數字戰略意圖”匹配，避免技術烏托邦陷阱。
五、管理實踐啟示
領導者角色轉型：從“決策者”到“系統設計師”（如搭建數字化響應機制）。
組織架構變革：構建“前臺-中臺-后臺”柔性結構，強化跨部門協同。
人才策略：培養“T型數字人才”（技術深度與業務廣度兼備）。
六、結論與展望
理論貢獻：拓展動態能力理論在數字化情境下的適用邊界，提出“技術-組織-學習”協同進化模型。
實踐價值：為在職管理者提供“韌性評估矩陣”（含技術滲透率、流程柔性、組織學習速度等指標）。
未來方向：探索AI代理（Agent）對動態能力自動化的影響，以及元宇宙場景下的組織韌性構建。
